转帖：从重庆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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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到广东
凯迪社区 南云楼

    2011年11月14日，经凯迪社区推荐，受重庆华龙网、重庆市委宣传部网研中心邀请，从广东深圳前往重庆参加为期三天的“品鉴重庆”活动（15日—17日）。该活动共邀请了全国各大网站32位版主博主参加，参观了打黑成果展、土地流转下的新农村建设、公租房小区、老城社区改造成果、重视国学与经典教育的谢家湾小学、交巡警平台等重庆新貌，和适逢在渝的京沪学者一道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座谈、听取了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讲话。

    尽管这32位版主博主并不能完全代表网络民意，但重庆此番举动，无疑体现了重视网络民意的态度。作为被邀网民之一，自当感谢重庆政府对网络民意释放出的善意。三天行程很快结束，18日从重庆回到广东深圳，一踏上这方改革开放前沿热土，不仅气温陡然升高了十几度，被港媒称为“暴乱”的中山事件信息也正在微博热转，仿似从井然的天上回到了喧嚣的人间。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作为一个流连于网络的时政观察者，自有一番来自于个人偏好的感触；在21世纪人类正式进入互联网文明时代的今天，在中国经济、政治均面临且必须应对巨大未知风险的社会转型时刻，作为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网民，更有着将这种感触表达出来的冲动。

    在做好表达这种感触准备之时，一个疑问式的念头蓦然涌上：什么是幸福？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创作期处于中国社会整体上升时期的上世纪80年代。尽管他写完这首诗的数月后就自杀了，但他这首关于幸福的抒情诗感动了无数人。他曾经生活在美好的年代，或者说，他对幸福的描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海子关于幸福的诗句中，既有民生的细节描述，又有自由的具象表达。他告诉我们，幸福既是温和节制的物质满足，也是充满安全感下的精神放飞，二者缺一不可。

    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学理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然则，幸福的生活，应是多数人的追求。而政治与政府的目的，也必然是满足人们的幸福生活愿望；无论什么样的主义，无论什么样的施政理念，只有能满足这样的幸福要求，才合乎自然正义法则，方具有合法性基础。


    民生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经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已达全球第二，但人均GPD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落后水平。这对应了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而相对之下，更大群体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幸福指数急剧下降。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现状下，社会动荡与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必然大幅增加。

    一百多年前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于是致力于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方法来消除这种社会风险，建立一个理想的幸福社会。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统一产生、统一分配，就能消除一切社会不公现象。从欧文的庄园，到前苏联和前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全人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经历了生产资料公有下的幸福实践。到今天，人们认识到，全面公有制抑制生产力的发展，既无法做到公平分配也使得可分配资源大幅缩减，于是，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修正阶段，通过市场手段来增加社会财富、通过二次分配来调配国民福利——较为鲜明的，在西方，有北欧的“福利国家”，在东方，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这两者的市场化程度尚存在巨大差距。

    除此以外，即便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美国，也依然在国民福利的保障上付出着极大的努力——这也是美国需要限制入境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显示，在当代，民生保障是任何国家的重要职责，中国当前的现实偏离了社会公平、正义要求，亟待扭转。

    2010年6月，重庆决定到2012年底，投入3000亿办好十件民生大事，其中包括建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一百多个农产品交易市场、实现农村养老保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等。2011年7月，重庆再决定至2015年底，投入1万亿办好12件“共富”大事，其中包括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达到150万个、城市化率达到50 % 、推进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推进农村“地票”交易、200万空巢老人老有所养、国有资本收益30 % 用于民生、继续落实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5年投入3000亿公共服务等。

    重庆的这些民生保障与“共富”举措，既有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努力，又有大幅改善国民福利的政策目标。抛开政策执行实际效果，仅就施政方针本身而言，这无疑吻合人们对民生幸福的要求。

    然而，重庆的“共富”十二条中，依然潜藏着对民营经济的过度警惕与歧视，只鼓励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未提及私营企业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同时，以国有资本收益30 % 用于民生的承诺强调“国进”。由此观之，“共富”十二条并未对社会主义进行有力修正，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为政策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在广东，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民生保障在施政策略中被放到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广东的社会矛盾，更凸显为既得利益集团向弱势群体的进一步经济压榨与人权侵害，这种权利损害同样必然伴随着国民福利的丧失、幸福指数的急剧下降，近年来广东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均与此相关。


    “做蛋糕”与“分蛋糕”孰优孰劣？

     “做蛋糕”，指的是广东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政策方略；“分蛋糕”，指的是重庆更凸显民生保障的政策方针。

    民生保障被忽略，就是不进行合理“分蛋糕”的后果。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先把蛋糕做大的主张，遭到了不少批评。将政策重点放到“做蛋糕”上，当然必 然伴随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更严峻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近20年繁荣之后的调整期来临之际，高度外向型的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在失去外驱动力下如何保持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在忽视“分蛋糕”的前提下如何提振内需做大蛋糕？

    人们看到广东在逐步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及时提出了“腾笼换鸟”产业转型之路的政策方针，这当然既是因应环境变化的努力，也是经济宏观布局的合理前瞻。但其成效终难预料，而社会矛盾正在累积。

    重庆的十件民生大事及“共富”十二条，是进行“分蛋糕”的努力，但正如上文所述，其对民营经济的警惕与歧视、对国有资本的过度自信，注定了难以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修正社会主义、最终做大蛋糕。

    由此观之，“做蛋糕”与“分蛋糕”各有优劣。广东的“做蛋糕”面临着内、外经济因素的严峻挑战，蛋糕难以做大；重庆的“分蛋糕”缺乏市场活力，终将面临无蛋糕可分的窘境。而两者共同面对的难题是制度瓶颈，在现有体制下，广东的“做蛋糕”与重庆的“分蛋糕”均难以保障过程的公平与结果的正义。


    如何面对商业暴力毒瘤？

    重庆市公安局大楼内设置的长达数百米的打黑成果展，所展示的暴力犯罪可谓触目惊心。除了制毒、贩毒等职业犯罪行为以外，大多是有明确商业利益目的的“黑社会”犯罪行为。这些“黑社会”犯罪行为与某些公权力人士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手段侵入各传统商业领域，攫取巨额的商业利益。从缴获的大量砍刀、猎枪、步枪、各式手枪乃至冲锋枪看来，这些暴力犯罪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切正常的市场交易。

    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是公平、自愿，唯有通过公平、自愿的市场交易才能获得社会资源最佳配置方式，获得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任何强制XX易都是对经济增长的伤害。重庆打黑所展示的商业暴力犯罪，就是市场经济的毒瘤。

    类似触目惊心的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显然非独重庆所特有，在广东、乃至在全国各地，仅从公安部历年通报的案例看，这些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早已侵蚀到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从房地产市场到农贸市场，无处不显现商业暴力犯罪身影。在今天，只不过重庆更有魄力在这方面展开大规模打击。

    没有一个安全的竞争环境，市场难以繁荣；没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人们的幸福感没有依据。

    在市场经济幅度更广的广东，商业暴力犯罪行为必然更为普遍。它们不仅常常现身于房地产开发领域、业主维权领域、商厦控制权争夺以及其它市场竞争领域，还频频出现在农贸集市、小商铺商贩的竞争之间。这不仅让规模企业深受其害，也让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举步维艰，严重损害了市场精神及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发展。

    除了打黑以外，重庆推行集交警、巡警职责于一身的“交巡警”制度，建立“交巡警平台”，“将警察赶到街上去”，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而在广东，虽然有大量协警协助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但随时可能发生的抢劫现象依然成为生活在南粤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头之痛。

    诚如重庆打黑所展示的现象一样，这些商业暴力犯罪行为总与某些公权力人士密切相关。具体的说，这些“黑社会”，就是某些公权力人士通过另一种渠道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没有这些公权力人士，就没有今天的“黑社会”。重庆打黑直指前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局长，当然表现出铲除商业暴力的巨大决心。而在治安领域，警察的不作为是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流传于广东的一个片警年收入能达百万的传言，尽管可能存在不实之处或不具备普遍性，但这个现象充分解释了警察养贼自重以向辖区企业和居民收取大量“保护费”的背后逻辑，如此，再多的协警协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又有何用？

    这些问题，当然均与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相关。而在具体措施上，广东所作的显然远远不够。


    重庆与广东的“补救策略”？

    重庆侧重于国有资本的政策取向及强调政府分配的政策偏好，如上文所述，难以解决蛋糕来源问题。但重庆的“三权”抵押融资及“地票”交易制度却可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繁荣本地经济，做大蛋糕。

    “三权”抵押融资指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这三权的抵押融资。

    “地票”交易制度指的是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验收后产生可在城镇用于置换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地票，这些地票可进入交易平台公开交易。

    以上两项，虽然在具体政策细节上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无疑是通过金融手段来撬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益尝试和举措。不仅如此，农村集体土地及宅基地交易平台的建立与推广，事实上还将是一定阶段内消化当前国内通胀压力的有效办法之一。

    这是否可算重庆的政策“补救策略”？

    广东的“腾笼换鸟”及“做蛋糕”策略，如上文所述，不仅要面对内、外经济因素的严峻挑战，更难以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需求问题，最终将伤及“做蛋糕”本身。但广东高调推进社会建设、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宽容对待包括游行抗议在内的理性抗争行为，却可能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

    政府同样是“理性经济人”，在缺乏制约与监督的现状下，在各种利益纠纷的处理中难免偏颇，这必将引发不断加剧的群体事件与倍增社会动荡风险。培养社会组织力量，有利于群体理性表达习惯的生成；开放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是矫正公权力行为的有效手段；宽容对待群体抗争行为，更是有效缓解社会情绪、解决社会矛盾的有益尝试——即便在完善的民主法治社会，公民抗议权及抵抗权的落实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这又能否算是广东的政策“补救策略”？


    局外人语

    作为社会转型阶段尚不能融入正常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通网民、一个局外人，未能以行万里路的方式读遍中国，却自认在互联网上对中国的政经局势及社会思潮有个大体的了解。无论是重庆的“分蛋糕”还是广东的“做蛋糕”，当然均可算一种谋求群体幸福的政策努力，但正如上文所述，两者都难以保障政策执行过程的公平与结果的正义。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就在以更理性的方式苦苦思索着谋求群体幸福的政治生活方式。经过两千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也许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声称的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说法有僭越真理的嫌疑，但在可见的历史与可预见的不远未来当中，民主制度的确是满足人类幸福要求的最佳政治生活方式。

    民主与法治制度，需要理性与经验来建设；而民主与法治，却是理性人的天性需求，无需专门学习即自然拥有。在漫长的人类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力威胁与信息封锁压抑了人的天性需求，但互联网文明的来临，将散布在辽阔土地上的人们重新拉回到古雅典式的城邦广场，这种天性需求正在充分展示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时代潮流，除了否定及阻断科技文明，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

    究竟如何分蛋糕、做蛋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缺少公众的参与。任何离开民主形式的公共决策，不是被内部人利益所侵蚀，就是被决策者的理性自负所耽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合理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有共同的愿景，那就是感动于海子诗句的每一个普通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温和节制的物质满足，充满安全感下的精神放飞。

    从重庆回到广东，体验着喧嚣的都市生活，浏览着互联网信息，只有这个关于幸福的愿景极愿和所有人分享，为此，还是以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诗句为此文作结：

    ……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1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