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加二十再加两千个等于一 》

龙里

在此鸣谢胡磊同志提供此精彩博文（转载于胡磊博客）

七十回跋山涉水，二十载风雨兼程，两千个孩子一个爹。
                                                            
    在动荡纷争的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300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回答清末终生乞讨、创办三所义学、教育穷人子弟的“无声教育家”武训是他们最崇拜的人。在今天，武训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淡忘，整个民族以集体失忆的方式对待这个在中国近代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的“现代圣人”。但是，彰显人性大爱光辉的武训精神不会消失。

    2001年5月的一天，香港投资商、时任广东高明市教育助学基金会会长的广东英维思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兆斌来到东莞，朋友请他进了一家卡拉OK厅消遣，碰到一位气质颇佳、喜欢看书读报的小姐，问她：你这么爱学习，你心里最佩服的人是谁？那位小姐思索良久，说她的偶像是一位叫做“坤叔”的东莞人，他十几年来资助读不起书的穷孩子上学，不光是钱物资助，还有精神和感情资助。

    2009年04月20日上午，东莞市长李毓全热情接见了一位地地道道的东莞老人，他热衷助学21载，牵头组织的助学团队已资助贫困学生2000多人，他就是有“当代武训”之称的“助学大王”张坤，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坤叔”。“坤叔”四代同堂参与助学，个人资助过的学生有近1000名，捐资数百万元。在他助学精神的感召下，近千人参与了助学，其中800多人是东莞人，60多人是港澳台、海外人士。李市长不由地感慨道：“助学不是钱的问题，更是一种爱心啊！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出钱出力又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是一种包容与厚德。”高度评价他无私奉献、关爱社会的善举，连声说“你真不简单”、“了不起”、“不容易”，值得广大市民学习。

    一、20年爱心行动：当代武训的扎实践行

    张坤，1946年出生，东莞市天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自1988年起开始个人捐资助学。1998年，开始成立“坤叔”助学团队。多年来，坤叔的助学事迹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10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2006年，坤叔获选“湖南十大新闻人物”和“感动湖南十大人物”，被推荐为CCTV2006“感动中国”候选人，2007年，成为“东莞市城市精神百名杰出人物”。如今，由坤叔发起和组织并以他名字命名的“坤叔助学团”，通过一个名叫“千分之一”的网站，拥有遍及粤、港、澳、台以及日本等地的1000多位成员，他的“一对一”的“物质助学，精神互动，情感培养，道德传承”的“立体助学”模式，一共资助了汉、苗、土家、壮、回等民族的贫困生2000多人，捐建希望小学4所，培养出了五十多名大学生和一位研究生。集中助学点从湖南凤凰发展到广西宁明，从江西寻乌发展到四川新川。今年纪念“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63岁的坤叔又一次踏上了四川新川的助学考察之旅，带回了50个贫困学生的资料，认捐了50个孩子。从此，坤叔的助学足迹越走越远。

    熟悉坤叔的人说，他最鲜明的两个特点是节俭与博爱，这跟他的成长遭遇有关。坤叔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离婚。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张坤，白天上课，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鞭炮，一天赚3毛钱，有时一天只能以菜叶充饥度日。初中毕业后，张坤辍学去药店做了一年学徒，然后到一所农业高中半工半读。只读了一年，又因付不起学费而退学。1963年，17岁的张坤通过招工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文革”初期，父亲被投入监狱，他受牵连成了“破坏文革黑手”。关押期间，有人不怕连累，从窗口送进一包饼干和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张老师保重”，让饥饿难耐的张坤泪如雨下。当年那张纸条，在坤叔看来，流露的是孩子对读书的渴望与对老师的尊重。1987年张坤下海经商。1995年1月，张坤成立了东莞市天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经营房地产。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磨难，让他深刻理解面临辍学的孩子们的渴望和无助者的心境。他一生多艰多舛，却看不得人间的悲苦，看不得那些孩子流泪，看不得他们上不起学、挨饿受冻。坤叔说，他与弟妹都是干一年活念一年书完成学业的，那时特别希望有人来资助他们。他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初衷，即缘于此。

    初见坤叔，是在天海大厦附近的一赣菜馆和东莞作协朋友的聚会上，平易朴素得叫人很难同老板两个字联系起来，60出头的他已然满脸沧桑。一身廉价牛仔衫、牛仔裤，脚穿一双几近豁嘴的廉价皮鞋。聊天的间隙，他点燃了一支烟，是三块来钱一包的红梅牌，在东莞长期见多了奢华场面的我竟好奇地打量起眼前的这位老板来，他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对东莞老板和东莞本地人的印象。坤叔位于东莞元岭路天海大厦二楼的办公室不大，靠墙的柜子里陈列着各种奖杯和证书。对着办公桌的墙上挂着著名教育艺术演说家李燕杰先生赠送的题字：“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窗外，春日午后的阳光照耀着这个新科全国文明城市，让人从心底感到温暖。其实，坤叔的助学源于一次偶然机会而开始的坚韧善举。那年，他女儿张莹夺得广东省业余歌手大赛冠军，很多中小学生给他女儿写信，来信由坤叔处理。信中不少孩子诉说因贫穷不能读书的痛苦，坤叔顿生同情，毫不犹豫地寄去学费。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漫漫助学征程。

    助学20年，由偶然到自然。1994年，张坤与广东省希望工程办公室联系后，加入到希望工程助学的行列，参加手拉手夏令营，为清远白湾镇、英德岩背镇和河源市一希望小学捐款近15万元。1996年，张坤配合东莞市团委的助学扶贫活动，将东莞的贫困学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在大岭山、麻涌等镇（街）资助了149名学生，引起了社会对贫困学生的普遍关注。同时，坤叔出钱出力，把莞城三中的80位学生代表带到广东紫金县临江镇潭头小学，与粤北山区的孩子们联欢。破败的校舍、简陋的设备，以及同龄人在难以想像的艰难中刻苦求学的精神，深深触动了学习和生活条件无比优越的三中学生。接着，坤叔又把潭头小学的50位孩子请到东莞，让莞城三中的同学接回家里一起生活了5天。坤叔经常带着莞城三中的学生，逢年过节走街串巷到特困残疾人家庭访问；每月一次到东莞几个经济发展较慢的区、镇给希望工程受助学生送文具、寒衣、学费，送文艺节目。坤叔的这种“手牵手”式的德育模式，使莞城三中的形象大为改变。校长紧握着坤叔的手说：“三中有今天，花费了坤叔您多少的财力和心血啊！”

    有人问坤叔，20年来倾尽钱财助学不辍，背后的支撑力量究竟是什么？
坤叔说：我没有什么业余嗜好，日常生活也没什么讲究，助学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习惯，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助学对于我，其实就是一种高消费，但我选择了这种消费，我心理需要它。

    熟悉坤叔的朋友说，他是中了爱的毒，只有不停地助学，他的心理才平衡，内心才踏实，否则他心里就空落落地难受。

    我们说，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坤叔。这是从社会底层自发形成的一股积极而强大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定包括以良心为标签的精神道德的崛起。如何共同提升民族的良心，我们可以从走近坤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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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缘凤凰:一个老人和1500个孩子

    新西兰著名作家、诗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年）曾经说过，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福建长汀和湖南凤凰。地处湘西边陲的凤凰古朴清丽，人杰地灵，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和“鬼才”画家黄永玉都从清婉的沱江两岸走向世界，这些文化名人是凤凰古城成为国家文化名城的标志。然而，谁又知道，湖南凤凰县是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偏僻、贫困而美丽的湘西凤凰牢牢地牵引住了坤叔，十几年来他和他的“坤叔助学团队”的伙伴们远赴那遥远而熟悉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把爱心撒在了贫穷的苗族山寨和闭塞的土家族村落，将他一生的大爱书写到极致，给在求学路上苦苦挣扎的山里穷娃，带来了一线改变命运和生活的希望。2009年4月24日晚，63岁的坤叔又一次踏上了去往湘西凤凰的列车上，随行的还有重达五六十斤的背包，包内装满了带给孩子们的糖果等礼物。这是坤叔助学凤凰10多年来的第70次凤凰之行。

    1998年是张坤助学的转折点。坤叔与湘西凤凰结缘源于在东莞的凤凰籍作家杨双奇，之前杨双奇手中有一份凤凰一中校长给他的名单，上面是11个面临辍学和已经辍学的优秀贫困生，请他帮忙到经济发达的东莞寻求资助。杨双奇几度犹豫后找到张坤，拿出了凤凰11名贫困学生的申请表，希望能得到他的资助。张坤没有犹豫，第二天就叫儿子把4400元钱送到杨双奇的手中。第一笔学费到凤凰后，坤叔很快收到了凤凰一中11名初二孩子的来信。在一辈子的乐善好施和10余年的助学生涯中，他从未被如此吸引和感动过。禾库镇帮增村的龙秋梅第一个给张坤写信：“我有个同学叫龙花云，比我更穷，学习成绩比我好，您能不能把我的名额转给她。”张坤见信后立即回信：“不需要把你的转给她，再增加一个名额就行了。”不久，板畈村的龙香妹也来信请坤叔把她的名额让给单亲家庭的杨志花。张坤信还未看完，就马上派人给杨志花汇去了800元学费和生活费。就这样，张坤在凤凰资助的第一批孩子从11个增加到了13个。同时，凤凰孩子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豁达、硬气和善良，一次又一次让坤叔大为感动，也把张坤的心牢牢地牵住了。他常对身边的人说，凤凰的这些孩子那么穷，可性情却是那么好。如今他当年资助的这13名学生中，已有11人考上大学。

    1999年的6月22日，湘西大雨如注，带着几十公斤东莞最好的糯米糍荔枝，坤叔携几位家人第一次前往陌生而熟悉的凤凰。火车进入湘西，车窗外是绵绵的群山，深深的峡谷和山间缠绕的浓浓雨雾。这时的坤叔，根本没想到此次凤凰之行后的十几年间，他的足迹会踏遍这无边山峦间的沟沟壑壑，根本没想到在这里将会有与他声息与共的1500多个山里孩子。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又乘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天黑后坤叔一行才赶到滂沱大雨中的凤凰城。坤叔资助的13个土家族、苗族孩子和凤凰县委、县政府、团委及学校领导等早已等候在凤凰一中的会议室里。13个孩子一起对这个让他们感恩不已的张伯伯行了深深的鞠躬礼。第二天，他翻山趟水，走家串户，同贫困学生谈心，给他们买衣服，请他们吃饭，资助的孩子增加到60个。回到东莞后，坤叔给13个孩子的回信，更加震憾了孩子们的心灵：实际上我并不富有，其实我付出的是收入的大部分：赚来10元钱，我会拿出9元钱去帮助自己认为应该帮助的人。我会因此而感到快乐，感到幸福，感到人生的价值和人世的美好。所以，这些年来我才一直乐此不疲。我的行为很难让人理解，也很难让人接受。好多人曾经问过我：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当我回答他们，这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时，他们会更加惶惑更加糊涂。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掌握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他怎么支配财富；一个人的派头，不在于他挥霍了多少，享用了多少，而在于他为别人奉献了多少，为社会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坤叔的凤凰之行引起了轰动，不久有236人被他感动，主动加入到助学团队中来，共资助649名学生。此后，坤叔和他的助学团却在贫困而美丽的湘西凤凰深深扎根助学10余年，与凤凰结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助学情缘，资助的贫困孩子从最初的13名增至1500多人，其中100多名资助学生已走出大山而改变命运。

    这些年来，坤叔的天海大厦成了助学者的一个联络站，而张坤也被媒体称为凤凰县团委希望工程办驻东莞的常任理事。只要是有关凤凰受助贫困学生的事，他都一手包办。最让坤叔感动的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自己主动来向他索要什么；相反的是，有很多孩子，一次又一次地把东莞坤叔助学团对自己的那一份帮助，主动地让给比自己更加困难的其他孩子。这些贫困生源，是根据当地学校、乡镇政府、凤凰县希望办的三级证明而确定的，不接受任何个人的单独提供。凤凰的孩子是坤叔的牵挂，这些贫困孩子的家里，不管是在高高的苗家村寨，还是边远的土家族山村，坤叔基本上都亲自登门去探访过，这些孩子的地址、家境、个性、容貌、需求等在他心里几乎都有一本账。

    一次助学往往能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2002年4月1日，凤凰县城一餐馆，坤叔和一群助学者正吃饭。陪同的凤凰县团委书记滕森林随口说起了一个他见过的擦鞋女：一个十一二岁在街上擦皮鞋的小女孩，又黑又瘦，一身脏兮兮的，已经辍学一个学期了，想读书，但家里没钱，她还要擦鞋赚钱养弟妹。坤叔一听就坐不住了，不顾同伴劝阻，顾不上吃饭，执意要立即上街去找那个女孩。在县城的一个丁字路口，坤叔找到了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杨霞，当时13岁。读六年级的她被迫辍学擦鞋养家，供弟妹上学。2005年6月杨霞从廖家桥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制大专班。腊尔山岩坎村的隆吉红，由“坤叔助学团队”成员、香港人李兆斌资助读书，2005年7月，隆吉红从民族一中毕业后写信给坤叔，说自己中考没考好，想出去闯世界。坤叔回信要她不要放弃读书，后来隆吉红终于进了怀化商业学校学习。就这样，凤凰1500多个孩子都像杨霞、隆吉红一样，在坤叔父母般的没有尽头的牵挂里成长着，一步一步地走出凤凰，走出湘西，走出湖南，走向坤叔的期望。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从坤叔几十年来的无数善举中打捞上来的一鳞半爪。至少，在乡村教育上，这个美丽而贫困的边陲小城，因张坤助学团队的到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改观。在他们的帮助下，凤凰不少山村走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

    随着受助孩子的不断增加，坤叔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去凤凰的火车，一回比一回更清楚地看到了孩子们在苦苦期盼中延伸着的穷和痛。坤叔对同伴们说：“当你走进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山区穷孩子辛酸无助的生存状态中的时候，你的心就会颤抖，就会滴血。”“爸爸死了，我就有肉吃了。”数年前，湖南省凤凰县齐良桥乡两岁孩子龙军雨的父亲去世，小军雨尚不明白死亡的概念，只是太渴望吃肉了——家里一年到头难得吃几次肉，知道家里死了人就会有肉吃，于是很兴奋地说了这句话。坤叔给大家讲起这个故事时，是在去凤凰助学途中。2005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张坤与妻子苏少弟一起去吉信镇满家村龙伟家看望他患胃癌晚期的父亲。到了龙伟家才知道，为了让上中学大学的3个孩子能交上伙食费，身患重病的龙父居然冒着寒风走路到20公里外县城的大街上打零工去了。一根扁担上系一根绳子，蹲在街头，等着帮人家挑一下东西。在那间卧室兼厨房的屋子里，瘦小的龙母正弯腰在地上的一个脸盆里捞东西吃，坤叔在纳闷，但又不敢问，生怕又问出一个让他震惊的心酸的事情。而这些，仅仅是凤凰县贫困孩子家庭的一个缩影。离开时，张坤掏出2000元钱硬塞给龙母。

    原来，生活的贫困和苦难，并未离我们太远。有人说，他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我们体验到的生命负荷就有多沉。是的，对于心系他人、胸怀悲悯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沉重，是比轻逸更值得经历的东西。第一批受助学生龙香妹说，“有时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一种负担，很沉。他越是好，我的压力越大。恩无法报，这种想法很折磨人。我们是幸福的，可幸福的同时也会有一种负罪感——如此折磨一个好人。”事实上，“经济贫困”仅是特困生的压力之一，因为经济贫困而给他们在学习、生活和精神等方面带来的诸多压力，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问题。坤叔很早就认识到，对受助孩子来说，“往哪走”与“如何走”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坤叔说，“因为贫穷，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凤凰的孩子多少都有些封闭、敏感、抑郁、自卑、偏激和叛逆，在迫切地需要物质资助的同时，更需要精神支柱。孩子只要不失去方向，就不会失去自己。”因此，几乎从每个凤凰受助孩子身上，都能看到“好人张坤”的影子，都延伸着一种大爱精神。龙秋梅考上大学后，她用假期打工得到的第一笔钱把家乡的孩子们带到了凤凰县城玩，让那些弟弟妹妹们好好领略一番“村外的世界”原来是那么大，那么精彩，从而刺激一下他们求学的欲望。2007年，龙秋梅开始迎来自己丰盛的人生，考上了上海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成为“坤叔助学团队”资助的孩子中第一个研究生。吴超吉考入湘潭大学后，有一次一女同学掉了200元伙食费，急得哭，他把身上仅有的100元钱全借给了她。爱好画画的麻仙燕患有眼疾，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她拒绝坤叔出钱给她做手术，希望用这笔钱去资助别的孩子。坤叔寄给她的11件T恤衫，她将10件送给了别人。在坤叔助学团队资助下读完高中和大学的梅州东山中学的陈春琴老师，参加工作后，马上加入坤叔的助学团队，资助凤凰的龙凤英一直从小学到中专毕业。

    十多年来，坤叔数十次去湘西，踏遍了凤凰的村村寨寨，一路艰辛一路感动，用爱和责任来关注贫困，拯救中国的乡村教育。凤凰县31个乡镇，11年间坤叔70多次凤凰行全跑遍了，有的乡镇他甚至去过20多次。“坤叔是一个地道的东莞籍凤凰名人，在凤凰没有一个父母官像他这样几乎跑遍了全县。许多根本不通车的村庄旮旯他都走路进去了，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在凤凰跑了10多年车的司机，对凤凰的了解也不如他。在凤凰，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县委书记和县长是谁，但都知道坤叔是谁。”已数次在凤凰给坤叔当司机的出租车主黄建明如是说。2005年6月13日，在吉首市某超市，促销员韩仲群一眼就认出了正在选购糖果的坤叔，赶忙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看，他就是那个在凤凰助学的东莞人坤叔。”从吉首到凤凰县城，从县城到乡镇村寨，一路上不时有加油站的员工，集市上卖红薯的大妈和酒店老板等认出这个背有点驼的老头就是那个叫“希望工程”的坤叔，纷纷给他端茶递烟以示敬佩。凤凰一中的毛正霞回忆，一次坤叔带他们去凤凰街上吃夜宵，大排档的老板认出了他，引得那位当街卖唱的盲人一定要免费给他唱歌，一连唱了好几遍《爱的奉献》。在凤凰31个乡镇的38万人口中，早已家喻户晓的“坤叔”，代表着一种熟悉，一种亲切，一种敬意和一种感动。坤叔的名字，让湖南人感动，为湘西人熟悉，受凤凰人崇敬，令东莞人自豪。

    老子云：上善若水。对于坤叔来说，他和孩子们的缘分既然已经结下，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会像水一样，继续流到它该去的地方。助学20年，坤叔和他助学团队的力量在凝聚，爱心在传递，大爱在延伸。当他得知广西宁明有三万贫困学生时，他和他的助学团队8次开赴广西宁明助学。根据宁明县提供的贫困生资料显示，孤儿有139个，单亲儿童有98个，在受访的学生中，很多是父亲早亡，母亲改嫁的情况，他们大都是靠亲戚救助或政府低保补贴度日。2008年10月17日，听说宁明遭受特大洪灾，坤叔和和他的助学伙伴赖孟茹一行9人第8次来到宁明。在宁明中学，他们见到了高二学生黄愿凤。黄愿凤读高一时，因为交不起伙食费，好几次饿晕在地，学校才发现她的困难。所幸的是，助学团队的陈欣愉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坤叔发现，导致山区的孩子辍学，不仅仅是那几十元的学杂费，而主要是因为家庭贫困得付不起生活费，吃不上饭。坤叔和他的助学团队首次在宁明县资助三百贫困生，助学标准和凤凰县一样，小学200元一学期，初中是300元一学期，高中是1000元一学期。当地的教育局局长称坤叔助学团队的到来是“雪中送炭”。
2007年1月13日晚，“2006年感动湖南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许多人或许还记得，在张坤出场短短的十分钟里，人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了这个东莞人。“我会在助学的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终止，直到倾家荡产。”这是在颁奖典礼上张坤给主持人的答案，也是他给受助学生的承诺。那一刻，他的眼角氤氲着一抹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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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爱浩荡:坤叔与他的助学团队

    11年来，坤叔先是带家人到凤凰，后来带几个朋友去，再后来带几十人、上千人的助学大军去，资助的孩子达到1500多个。据了解，坤叔助学团队的助学费用每年以20万元的数额递增，今年的资助超过150万。在坤叔的带动下，助学团队不断发展，陈健民、卢叙安、廖伍、黄锦庆、李葵璋、丁诗妮、李树仁、卢莲福等，一个个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和打工一族用他们的善举给孩子们带去了读书的希望，也捂热了这些穷困孩子们的心。陈健民是东莞的一个民营老板，他在凤凰资助了10多个孩子，其中3个正在念大学。第一次到凤凰助学回去后没多久，陈健民就被诊断患有喉癌，手术后他颈部装上了一个人工喉。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坤叔表示，“我恐怕再也去不了凤凰看孩子。万一我不在了，我妹妹会继续资助这些孩子的。”香港姑丁诗妮（网名紫蝶），2006年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几次凤凰行，她发现很多农村学校没有图书室，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少。2007年4月，她在东莞视窗小菲社区阳光助学网上发帖募集书籍，以个人名义捐建一座小型图书馆，半月内就筹得了1000余册书籍，加上之后个人出资购买的千余本儿童书籍，总共筹集2300多本图书捐给凤凰达板畔中心完小，创建“紫蝶书屋”。香港投资商李兆斌和他的基金会，主动资助茨岩乡中心完小的秦柳和腊尔山中心完小的隆吉红等11个凤凰孩子，还为凤凰县廖家桥镇铁桥希望小学的捐建投下巨款。或许，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助学者大多是富豪老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坤叔助学团队的800多位热心人中，95%是平民百姓，富翁不到40位。在广州某汽配店打工的朱惠霞，自2001年以来坚持资助9个学生，一年花费要占去她4个月的工资。广东陆河山区女孩孔月存，因家穷辍学到广州打工，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认助了3个孩子。坤叔表妹、深圳某公司报关员李冰认助了3个孩子，同时还动员妹妹以及她身边的朋友，一共资助了43名凤凰孩子。深圳磨房网站公益板块“驴友”（磨房网友），在短短两年内一共资助了几百名全国各地的贫困孩子，其中就有140个凤凰的孩子。

    每次的助学活动，没有大张旗鼓，却吸引了各路媒体记者跟着他奔走在凤凰崎岖的山路上——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新闻本身。跟随采访的记者一次次被孩子们贫困的家境所触动，也一次次被张坤和其他助学者的爱心所震撼。周智颖，《三湘都市报》的记者，在报道了张坤的事迹后，深深为坤叔所感动，为助学团队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孩子就在山那边》，他自己的博客也变成了展示张坤在凤凰助学事迹的平台。他在博客里回复读者的留言时说：“是坤叔感动了我，让我不能自已。只要他一声招呼，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收拾行囊，随他一次次前往凤凰。坤叔用他的爱感染、改变了我。”此外，许愿坚、黄栩彬、王梦梦等采访过张坤的媒体记者也因受到坤叔的感染而加入了助学行列。

    “一对一帮，直接交往，一管到底”是坤叔助学团队的三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在组织实施上，坤叔给有意助学的热心人提供由学校、乡镇、当地希望工程办三级审核盖章的“待助学生申请表”，陪同热心人到学生家庭实地考察。确定结对后，助受双方直接联系，坤叔负责巩固资助关系，不经手钱物。坤叔说，“为助学热心人和贫困孩子牵线搭桥，由捐助人和受助学生直接交往，坚决不接受任何社会捐赠，是我们20年来保持社会公信力的致胜法宝, 所以，助学队伍发展很快。”坤叔助学团队没有领导机构，以坤叔为轴运转。作为1000多个助学者、2000多个受助孩子及其家人，还有当地学校、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纽带，坤叔的绝大部分时间，被没完没了的助学事务占据。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山区的贫困、了解受助生情况，他常常是熬夜在网上发帖，在QQ上和助学者联系。可是谁能想到，年过花甲的他是用左手一个手指敲键盘，一个键一个键地敲到半夜。他还建立了“千分之一公益网”，尝试 “捐出年收入千分一”的模式，号召热心人士拿出自己千分之一的工资为贫困学生交学费。“汗流尽了，一身轻松；血流尽了，心情舒畅；泪流尽了，带上对你的牵挂，我将会静悄悄地离去！”在千分之一公益网看到坤叔签名档上的这句话时，我们的心底突然掠过一种叫做悲壮的感觉。

    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每个人都来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自觉地为他们做点事。历史必将为今天沉重而悲壮的善举正名。有人说，他们是物质时代的“草根”志愿者，他们势单力薄，他们在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他们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愉悦。也有人说，他们的行为如同一面反光镜，镜子里是他们的影子，而折射出的却是东莞乃至广东民众的博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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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民间助学能走多远？

    清末，一个武训打动了当时及他身后的各阶层中国人。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成了一种法律义务，但放眼中国，城乡教育差距日益扩大和恶化，在许多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的角落里，仍有无数农村孩子无法接受到立身之本的现代教育，不断成为“睁眼瞎”。乡土中国薄弱的农村教育成了农民心头之痛，成了民族教育之痛，它在拷问着我们的政府，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当前解决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的历史时期，在面临每年流失数百万中小学生的严峻形势下，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继承和发扬武训精神，为救助千百万失学青少年不懈奋斗。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圣人是五百年才产生一位，武训先生不是圣人，他只是位老百姓，平凡而伟大的老百姓。他所想的，老百姓都想得到。他所说的，老百姓都说得出。他所干的，老百姓都干得了。只要肯学习武训先生的尽其在我，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成为武训先生。可喜的是，如今在我们的身边，秉承武训精神的人层出不穷，如靠蹬三轮车资助300多名贫困学生的天津老人白芳礼，20年来捐资300万助学自己日用仅10元的福州农妇柳秀芳，资助100多名贫困孩子身患胃癌的深圳歌手丛飞，赴贵州贫困山区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等。尤其是20多年如一日资助贫困孩子上学，至今率其“坤叔助学团队”资助2000多名孩子读书的“职业助学者”东莞人张坤，其“物质助学，精神互动，情感培养，道德传承”的“立体助学”模式，其对苦孩子殚精竭虑的无限付出，对自己及家人近乎刻薄吝啬的艰苦节俭，无不让人感触到武训灵魂的现实复活。

    面对别人的质疑，德蕾莎修女说过：“我知道我不能解决人类中的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留给政治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慢慢解决，可是我等不了，我知道世界上太多人过着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我必须先照顾他们。”诚然，在坤叔20多年的助学生涯中，一直面对着与德蕾莎修女同样的质疑：虽然社会需要你这样的热心人，但个人的力量和影响力与整个社会相比较，终归微小，不能解决其基本问题。拯救失学者，还是得依靠政府和制度。坤叔为此反复疾呼：我们不能为了等待明天的一个好的制度，而听任今天的千百万孩子失学。在20多年的助学生涯中，我看到过无数双迷茫无助的孩子的眼睛，听到过无数声在苦难的渊蔽中挣扎的心灵的呐喊，然而，我们并没有麻木，我们也没有绝望，因为人们的良知没有泯灭。面对孩子，不要踌躇，不要反反复复地问为什么？也不要老是在怨恨和愤怒中等待，来不及了，他们就要成为文明时代的新文盲，等现状改变以后才去关注他们，也许，太迟了！在为今天思考，为明天忧虑的同时，先伸手拉他们一把吧。不管这样做最后能否改变你期待改变的一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你结对的他或她，已经得到拯救。希望工程搞了10多年，受到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等待资助的学生也越来越多，10多年来在社会热心人的帮助下重进课堂的200多万穷孩子，与1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缩小的4000万面临辍学的学生人数比较起来，除了令我们感到痛心和无奈之外，只能尽自己的所有力量为孩子们作点什么：救一个算一个，帮一天算一天。

    坤叔称，助学的事情不能靠说服或者动员身边的人参与，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时间越久压力越大。只有自己内心坚定不移的怀着助人的意愿，慈善助学才能走的更远。正如坤叔所言，助学难在坚持。接受坤叔助学团队资助的孩子，约有10%的弃助率。他统计过，约有180个孩子被资助者中途放弃。最早与他到凤凰助学的6个东莞老板，到2005年只剩下3个了。弃助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资助者对受助对象有着预期的要求，希望他们成绩优异，大方得体，可他们看到的却总是山里穷娃的呆板，没有成就感；有的是凭一时冲动参与助学，时间稍长激情冷却；有的因生活环境变化，或经济状况恶化，难以为继；还有少数人带着功利目的来助学，目的达不到时或达到后，助学自然中止。但坤叔将那10%的弃助小心谨慎地隐藏起来、偷偷地消化掉：坤叔不会告诉孩子被弃助的真相，先是自己悄悄接过来资助，而后悄悄安排其他助学者接手，接手时他会告诉孩子给他换了一个更好的资助者。若安排不出去，就由他一直资助，但资助者的名字不少仍是那个弃助者。到目前，资助者名义上是别人而实际由坤叔资助的孩子已达50多个。这样，明助和暗助加在一起，坤叔共在凤凰资助了100多个孩子。美国社会学家乔治•C•霍曼斯研究人类一般行为时指出，人们总把某种行动看成一种投资，希望通过投资获得某种报酬，如物质上的奖赏、良好的社会声誉、他人的高度评价，抑或是来自他人的遵从、情感依赖、权力依附等。当他的行为没有得到预期回报时，他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对真心助学者而言，孩子们努力学习并有出息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假如他们参与助学，更可能希望获得百姓的称赞、政府的嘉奖。当然，这无可厚非。人们习惯于寻找行动导向，助学者获得的补偿将成为他们决定行动与否的参照。那么，我们给了助学者什么呢？社会对他们的要求重于报酬，误解大于理解，观望多于参与，有人甚至把助学者看成是摇钱树，敞开口袋要钱，抓住机会掏钱，更有甚者认为助学者是别有用心。于是，坤叔有了尴尬，丛飞得到了恶毒的攻击，徐本禹依然守候着光环背后的单打独斗。他们本想用真心和热情去帮助那些孤独的家长，安慰孩子们孤独的眼神，却把自己推向了孤独的边缘。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也应该对为善者的行动作出积极回应，一句问候的话语，一个关怀的眼神，都会让坤叔们更有力量，更加坚定。

    实际上，坤叔日复一日，顶着冷漠和误解，在爱和痛的边缘承受煎熬，关切和期待、忧伤和焦虑相互交织，殚精竭虑，劳心劳力，这种坚韧的行为背后的支撑力量究竟是什么？善良的人们感到巨大的刺痛。从凤凰回来后，助学者王美怡女士谈了自己对坤叔助学的看法，指出了社会上对坤叔普遍存在的误解。认为“献爱心”这样的三个字，对于坤叔来说，似乎太过轻飘，而且公式化。坤叔这些年的助学历程，远不是献爱心那么简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助学几乎是和捐资画上等号的。把钱捐给了孩子，就算是完成了一次助学义举。在人情淡薄、世风日下的今天，有此义举已属不易。可是，对于坤叔来说，把钱捐出去，这只是一份绵长的牵挂的开始。坤叔和孩子们之间的通信，即是一份最原汁原味的助学记录。在信中，坤叔回忆自己艰难的童年，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为孩子们排忧解难，细说人生道理，还有他藏在心底的道德期待，重新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也许，远不止这些，他同时是朋友，也是父亲。坤叔只是说：“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我不能不牵挂孩子们。”

　  坤叔说，财富是起点，慈善是终点。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助学痴人”坤叔，需要他这样的个人之力、民间之力和社会之力。下乡助学，给贫困孩子带去爱心，驱除孩子心里的冰冷，让孩子感受社会给予的温暖和关爱，这是善事、是公益事，也是孩子们渴望的事。然而，欣慰之余，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责任主体干什么去了？从本质上说，政府不是做慈善的；政府要提供的是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在内；政府要供给的教育制度，包括真正落到实处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无论从政府职能、政策方针或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如同老幼病残等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扶助，这都理应是政府关注和扶持的重点工作，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孩子教育上，理应作为责任主体的政府部门，在关键时刻扮演了什么角色，又作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呢？虽然教育不单是政府的事、个人的事，在政府和个人财力有限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倡导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办学，这无可厚非。作为民间助学来说，如何让更多的富人更多的强势力量加入到民间助学行列，共同去关注和支持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关键的还是依靠我们的政府真正去履行职责，倾注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去关注、去宣传、去发动、去帮助我们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贫困的孩子，这才是重中之重。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问题，教育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责无旁贷。

    很多人凭着一番热情与好心去捐献，而整个社会却缺乏如何执行善举的基本概念和常识，用以往中国式的打法要饭的方法，给钱就行，不问拿钱干啥了。坤叔认为，“最安全、最透明、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一对一’，因为里面不存在第三者，不存在不公平，也不存在贪污腐败。”一位助学者说：“我们的这种做法不是置政府有关部门于不顾，你看这么多年来报纸登出来的民政系统出的贪污多少，乡镇干部的贪污新闻有多少，那你叫老百姓他现在能够放心地把一百块钱交到他们的手里头去吗。前些年甚至连希望工程那样的国家基金会都闹出挪用基金的丑闻，反映出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正规。”由此我们联想到，在四川赈灾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宁肯花同样的钱买来粮食，再亲自开车运到灾民手里，也不愿意选择省钱又省力的直接捐钱的办法。其实这种爱心直达是效率非常低、成本非常高的行为，同时却折射出我们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组织和实施赞助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不成熟和不规范之处。如何引导民众、保障自身组织的公信力，是一个值得考验的问题。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涂猛认为，坤叔助学是应该肯定的一种现象，从教育或公益等角度来讲，政府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提供者，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同时，政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担起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的财力、投入有限，就需要一些像青基会那样的公益性机构，来进行一些募捐和资助，但我们这机构还是有它的盲点，还需要一些个人之间、民间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张坤的助学首先是应该肯定的，而且是社会需要的。个人做和组织做，是互有长短的。从比较的角度来讲，像张坤那样做可能会更直接、更便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青基会这种机构助学的一些盲点。但民间助学不够稳定，恐怕很难制度化，它是很随机的一种形式，长期坚持和长久发展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诸多贫困儿童得到资助的同时，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坤叔助学确实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比如草根色彩的浓烈，比如助学者的不确定性，纯粹的民间志愿行为，助学行为的延续性如何保证？此外，资金的来源、助学者的不确定性、与政府关系的协调处理、助学项目的规范化、民间组织的管理、难以找到挂靠机构等，困扰着坤叔和他的团队。坤叔团队这种民间助学形式有没有问题？它能走多远？百姓助学是该选择希望工程之类呢，还是个人或民间的形式好呢？坤叔团队的壮大和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连串问题，也折射出民间个人助学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