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对话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坤叔事件我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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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东莞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坤叔事件我负全责
2012-04-20 09:06   南方日报  

◎（坤叔事件）我必须承担责任，公务员本来就应该勇于担当。
◎（社会组织）如果管理得好，就能成为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坚实桥梁，能办成很多事
◎（民政工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份“事业”。
      去年国庆前后本报关于“坤叔助学公益团队‘转正’”的系列报道，帮助民间“助学大王”坤叔圆了23年的梦，同时也把东莞民政部门推向了风口浪尖。
      身处交锋之巅的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利伟中更是成了“靶心”，有的网友指名道姓骂其“官僚”、“陈腐”，利伟中因此“10天内瘦了8斤”。
      时隔半年，利伟中近日面对本报记者，首次吐露心扉：“我确实有责任，必须勇于承担。”他同时感慨，“公务员不易当，必须做到老、学到老”。
      为此，离开大学校园近30年的利伟中又回到高校“拜师”，在工作之余频“食夜粥（广东俚语，意为‘业余进修’）”。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坤叔事件我负全责”
      有人认为“千分一”助学团队登记受阻的责任在利伟中，对此连坤叔也曾为他“洗冤”。但利伟中面对记者时却没有“争辩”，反而两次提到了“担当”
      2011年8月5日，东莞宣布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松绑”，为名分奔波了20多年的坤叔来到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向局长利伟中提交申请。
      这次会面在其后许多媒体报道中都描述为：利伟中与坤叔“相谈甚欢”，“局里表示即使达不到登记条件，也可以先备案，取得合法身份”，但坤叔三天后得到的答复却是：“经请示领导，名称不妥，需改”。然而，坤叔坚持“如果不能叫‘千分一’，就不注册了”。
      多数媒体报道坤叔与利伟中的沟通“到此结束”。
     “其实后来我还两次主动约坤叔到办公室来商量，8月中下旬的那次，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心平气和。”利伟中说，“最初我也觉得是可以批的，但后来经研究觉得‘千分一’这个名称容易被误解为‘硬性摊派’，要慎重。”
      许多人认为公开报道所指的“领导”就是利伟中，对此连坤叔也曾为他“洗冤”说“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但利伟中面对记者时却没有“争辩”，反而两次提到了“担当”。
     “毕竟思想不是很解放，在放（开登记）的过程中步子不是很大。”回头看，利伟中坦承，“我必须承担责任，公务员本来就应该勇于担当。”
      10月12日，东莞市民政局召开“传达省市领导重要批示的精神”的会议。会上，在事件中一直保持沉默的利伟中介绍了事情始末并表示：“这件事情发生后给了我很大压力，也给东莞添麻烦了，我很内疚”，“不管这个事情的过程怎么样，原因如何，我都负全部责任”。
      事后，不少人替利伟中“抱不平”：我国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颁发于1998年，十多年来在一些方面已存在滞后，“这些是国家的政策”、“报上去也不会批”等等。
      对于这些声音，利伟中摊了摊手，重申“一个领导应有担当，敢作敢为”。

“思想包袱一下子放下了”
       利伟中因为坤叔事件“难受了十天八天”，在经历整个事情复盘、思考后，才慢慢想通、想明白，进而真正释然：“这从大局来讲还是一件好事”
      10月13日，就在利伟中“站出来”承担责任翌日，有网友指斥其“官僚”、“思想老化”。
      谈及这些“骂言”，利伟中如今释然了很多。“一个小公务员，做得不够好，惊动到省委书记那么大的领导接连批示，没有压力是假的。”他说，汪书记第一个批示刚下来时，他也有过郁闷，觉得自己也是“按章办事”，多少有点委屈。
     “茶饭不思，思想斗争很激烈”，利伟中形容“自己难受了十天八天”，在经历整个事情复盘、思考后，才慢慢想通、想明白，进而真正释然，“这从大局来讲还是一件好事”。
      利伟中介绍，政策“松绑”至今，东莞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60家，其中已登记成立的有44家，已通过名称核准的有16家。
      “之前，我们想渐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不敢一下子把步子迈得太大。”利伟中说，坤叔事件不仅有益于东莞的改革，而且对全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破冰也有了积极的作用，“以前的思想顾虑完全打消，一下子就把思想包袱放下了。”
      面对新政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间社会组织，当前国内并没有经验可谈、可复制，利伟中直言“自己还只是个小学生”，必须转换角度，从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转变为综合协调、服务。
      结果，利伟中不仅把省委书记汪洋、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批示存到手机中“时刻告诫”，还买了10多本书，专门研究境内外有关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个案，看到有用的就用荧光标签贴在书页外。
      比如，针对资金不足、缺乏场地的社会组织，利伟中带着10来人做初期调研并形成报告，促成东莞在黄金地段安排了2500平方米作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办公场所，不仅为没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还开展了注册资讯、活动策划、能力建设、筹资指导等服务。
      相比起深圳、佛山、中山、惠州等市的规划，东莞孵化基地将不仅服务孵化器里的机构，还将为全市的社会组织提供项目扶持资金以及公益资源的供需平台。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将承担对全市社会组织的评估、能力建设以及人才培训的功能。”利伟中说，“政府在其中只有主导的作用，实际的运作也将交由东莞社会组织总会下东莞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进行第三方运作。”
     “学而知不足，越干越不懂。”利伟中笑着说，“坤叔事件后成熟了很多，感觉人生有了升华。”

“要到大学借借脑”
       已离开校园近30年的利伟中，重新向高校的社会学教授“拜师”探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还请他们开列书单，有时学习到深夜，家里人都说他是“临老吃夜粥”
在东莞土生土长的利伟中从大学毕业就回到家乡，28年来一直就是民政系统的公务员。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以“非常非常非常热爱”表达出强烈的感情。
      这一点从他桌上堆着近十本用毛笔字密密麻麻手抄的笔记本可见一斑。“我的记性不好，所以把一些重要法规都记在每一本最后几页。”利伟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样方便即时更新，而且不会解释错。”
      包括坤叔在内的好几位民间社会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要找利伟中很容易，因为他的手机号是公开的，办公室的门也是敞开的，“基本是随时都能找得到”。
利伟中有一个观点：如果网上能办妥的，电话里可以解释清楚的，就不要麻烦群众到局里来。
     “要做到这点不容易的，我们除了要管理、服务好民间社会组织，其他的民间组织如民办学校也得管。一共2000多家组织，而我们只有14个人员编制，经常加班加点。”利伟中说。
      利伟中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女儿，每次放假回家都会嘟囔老爸“工作琐碎”，坤叔事件发生后更是直言“老爸做得不开心，就别干算了”。
     “但怎么可能！”利伟中笑着告诉记者，“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事业’。”
     “看到它好，我就开心。”利伟中举例说，今年3月29日他去参加东莞社会组织登记评估工作的动员大会，结果发现名册上所有社会组织有关负责人都准时甚至提早到位，让他十分感动。“可见，面对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果管理得好，就能成为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坚实桥梁，能办成很多事。”
      面对这样一个命题，致力成为务实型、思考型公务员的利伟中感到“江郎才尽”，“要到大学借借脑”。
      于是，利伟中开始在网上向一些高校社会学教授“拜师”，不仅请他们开列书单，还经常与这些学者探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时会学习到深夜，家里人都说他是“临老吃夜粥”。
      更深入的“理论联系实际”，使利伟中对坤叔事件、对民间社会组织管理有了更深的思考。
      “为什么怕社会组织？因为大家只是小公务员，而行政责任追究制是终身的，如果一个事情无法可依，大家自然会缩手缩脚。”利伟中说，过去政府因为怕草根组织失控，所以不敢轻易放开登记，但是孵化器可以大大降低这个风险；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立法，从管理、运营和内部治理上使这些组织从一“降生”就具备非营利组织的形态，既要扶持，也要监管。
      “社会组织是一柄双刃剑，而孵化器可能满足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双重要求。”对于“坤叔事件”，利伟中笑称既放下又没放下，“这不再是纠缠个人得失，而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