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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把慈善当作愉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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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坤叔
时间:
2010-1-1 04:23
标题:
把慈善当作愉快的事
杨澜:
把慈善当作愉快的事
“过去我们说到慈善,有一个指数叫‘眼泪指数’。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手头项目的‘眼泪指数’是多少,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激发人的同情心。我倒觉得,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 让余秋雨“陪吃”,廖昌永“陪看”,高价拍卖智障儿童画作,杨澜最近主持的上海特奥会慈善晚宴欢声不断,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对此,杨澜说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
“眼泪指数”和“欢乐指数”
《财经时报》:“余秋雨‘陪吃’,廖昌永‘陪看’”,1月13日上海举办的特奥会慈善晚会传出了这样的新闻,这种慈善是不是有点太娱乐化了?
杨澜:我们在想怎么把一个慈善活动办得有创意。那天晚上,我们增加了非物质性的拍卖内容。和余秋雨共进午餐,畅谈人生、文学的机会以10万元被拍走,由廖昌永“陪看”著名歌剧《图兰朵》亚洲首演的机会也以3万元被拍走。我觉得这在慈善文化方面算是一种创新。
过去我们说到慈善,有一个指数叫“眼泪指数”。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总是在想,手头项目的“眼泪指数”是多少,总希望项目能够打动人,激发人的同情心。我倒觉得,现在做慈善该讲个“欢乐指数”了。其实做慈善也是一件让你身心愉快的事情。我记得那天晚上,拍卖了第一张智障女孩的画作,我们问她有什么感想,她翘起大拇指说:“我知道我很棒,但没想到这么棒!”这是多大的快乐,它让人觉得被帮助的人不单单是来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
《财经时报》:我们注意到,阳光文化基金会最近还启动了一个计划,就是“北大-阳光慈善/公益培训计划”,这是赢利项目还是其他?
杨澜:眼下,在慈善公益机构工作的人员,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前政府官员,通常在一些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基金会里工作;另一类就是学者、学生或普通的公司职员,他们做起了许多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其实,这两类人往往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NPO(非盈利组织)管理方面的培训。当他们在负责管理一个机构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如融资、筹款的能力,对公益项目的评估能力,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力等等方面都很成问题。
于是,阳光文化基金会找到了一个定位,就是做一个为有公信力的慈善和公益机构充当“拐杖”的角色。许多公益机构是在第一线做事的,增强了他们的能力,也就帮助了更多的人。
不会做高风险的投资
《财经时报》:你和吴征先生将所拥有的“阳光媒体投资”股份的51%划入阳光文化基金会,但自05年以来,就有人质疑,“阳光媒体”会将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作为善款,阳光捐赠“含金量”成问题,你认为呢?
杨澜:这些都不可能。投资不可能当作善款。阳光文化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香港对慈善机构要求非常严格,其中的款项必须是捐给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或者用于扶贫。投资文化项目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了,肯定过不了香港慈善审计部门的关。
当时我们以现金和股票资产为基础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调动的是有市场流通价值的资产。我们会管理好这些资产,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资产组合。当然出于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会委托银行管理一些资产,投资一些回报稳定的,安全性高的项目,但一般来说不能去做股票等高风险的投资。
《财经时报》:51%的权益是和“阳光媒体投资”的业绩挂钩的,如果业绩有浮动,会不会影响基金会的运作?
杨澜:短期来说是会有影响的。短期内我们不可能把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因为那样市场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就长期而言,我们会逐步把它变成比较稳定、低风险的投资组合,然后拿每一年的投资收益来做捐款。这个我还需要时间来整理。
有些人我们无法直接捐助
《
财经时报》:说到机构对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机构进行对接,有什么标准?
杨澜: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必须是公信力比较高,同时操作管理也比较规范的机构,这样的机构我们才会帮他们做事。
《财经时报》:但基金会直接拿钱给弱势群体,去帮助他们,这样的事情阳光文化似乎很少做。
杨澜:在以往,我们也收到过很多来信,比如从乌鲁木齐、哈尔滨或者某一个边远地方的求援信,其中包括救助白血病人的请求。对于他们,我尽管很同情,但是对于一个处在草创之初、人员也很有限的基金会来说,要就这些求援进行事实核查,一个个地发送款项,还要做后期跟踪,在人力和精力上,都还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眼下还没有这个能力。
放在平时,我看到一个值得我同情的人,我可以拿出钱来,搞一对一的捐助。但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它的运作必须有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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